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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介绍
赵国栋与孙玉兰系夫妻，育有六名子女：长子赵明、次子赵军、三子赵强，以及三个女儿赵红、赵丽、赵芳。
赵军与妻子谢梅育有一女赵雪；赵强与妻子白静育有一女赵琳。
赵军于1999年去世，赵强于2001年去世，孙玉兰于2017年去世，赵国栋于2020年去世。
早年，赵国栋夫妇在宅基地上自建平房（下称“老房”），登记在赵国栋名下。
2004年11月27日，二人分别立下公证遗嘱，明确表示：“老房中属于我们各自的份额，死后全部由长子赵明继承。”
2009年，老房所在区域拆迁。赵国栋作为被拆迁人，与甲公司（拆迁方）签订协议，获得货币补偿66万余元，并选购两套安置房：
一号房屋（83.98㎡）
二号房屋（83.98㎡）
购房款直接从拆迁款中扣除，两套房屋于2017年登记在赵国栋名下。
此后，赵明一家与父母共同生活，承担主要赡养、医疗及丧葬费用。
2015年，在村委会见证下，赵国栋、孙玉兰与四名在世子女签署《赡养老人协议》，再次确认：
一号房屋归赵明；
二号房屋由赵红、赵丽、赵芳三人共有。
但赵雪、赵琳及其母亲谢梅、白静认为：
她们作为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老房已灭失，遗嘱不应适用于安置房；
应按法定继承平均分割两套房屋。
因协商未果，赵琳、白静、赵雪、谢梅诉至法院。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定：
✅ 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 遗嘱效力及于拆迁所得安置房；
✅ 《赡养老人协议》进一步确认分配方案；
❌ 丧偶儿媳未达“主要赡养”标准，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最终判决：
一号房屋由赵明继承；
二号房屋由赵红、赵丽、赵芳各占1/3份额；
三、法院说理
1. 公证遗嘱不得随意推翻
赵国栋、孙玉兰于2004年所立遗嘱经公证处依法办理，形式完备、意思真实。
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公证遗嘱不得被其他形式遗嘱撤销或变更。
2. 老房虽被拆除，但遗嘱效力及于其转化后的财产利益
法院指出：拆迁安置房是原房产权的转化形式，并非全新财产。
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处分的是“房产中的个人份额”，该权利随房屋形态变化而延续至安置房，遗嘱内容自然适用于拆迁利益。
3. 《赡养老人协议》是对遗嘱的补充和履行确认
协议由被继承人捺印、四名子女签字、村委会干部见证，内容清晰，且各方庭审中均表示“同意按此执行”，构成家庭内部对遗产分配的有效约定。
4. 丧偶儿媳主张“主要赡养”证据不足
虽有支付部分护工费、参与轮值照顾等行为，但主要经济负担、日常照料、医疗陪护、丧葬操办均由赵明承担。
法院认为，白静、谢梅的行为属“一般赡养”，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二条“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法定条件，不能升格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5. 出资建房不等于享有产权
原告称曾为老房建设各出资2000元，但无证据支持；即便属实，也仅视为对父母的资助，不影响房屋权属归属。
四、律师提示
北京房产律师靳双权团队提示：
本案揭示三大关键法律规则：
1. 公证遗嘱只要程序合法，即使房屋后续拆迁、置换、出售，遗嘱处分的财产权益仍可追及至转化后的资产。切勿误以为“房子没了，遗嘱就失效”。
2. 丧偶儿媳想继承，必须“主要+长期+实质性”赡养
偶尔探望、分摊小额费用、短期雇护工，通常不足以构成“主要赡养义务”。建议保留医疗缴费记录、陪护证明、居委会/邻居证言等强证据。
3. 家庭协议+村委会见证=高证明力
在农村或城中村拆迁中，由基层组织参与的家庭赡养与分产协议，法院高度认可其真实性与约束力。建议重要约定尽量书面化并邀请第三方见证。
如遇类似房改、拆迁、多子女继承纠纷，务必尽早咨询专业律师，避免因程序瑕疵丧失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