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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安置房引发家族纠纷，百万补偿款去向成谜！前妻子女与现任妻子对簿公堂，遗嘱公证能否一锤定音？今天，律师带您揭开这场家庭房产纠纷背后的法律真相。
案情梳理
（一）人物关系与房产背景
刘建国与前妻李淑芬育有子女刘志强、刘淑敏。李淑芬于 1997 年离世后，刘建国与王秀兰在 2002 年 7 月登记结婚 。2003 年，刘建国位于黄军营村的老宅面临拆迁，作为产权人，他与甲公司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约定安置人口包括刘建国、王秀兰、刘志强、刘淑敏及其丈夫陈刚，共 5 人 。此次拆迁共获补偿款 919,658.64 元，刘建国用这笔钱购置了三套安置房：一号房屋（94.34㎡，登记在王秀兰名下）、二号房屋（97.66㎡，登记在刘志强名下）、三号房屋（63.70㎡，登记在刘淑敏名下） 。然而，剩余的 13.8 万元补偿款却被刘志强私自支取，成为矛盾导火索。
（二）当事人诉辩主张
原告主张（王秀兰）：王秀兰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自己对一号房屋享有排他性居住使用权，并判令三被告（刘志强、刘淑敏、陈刚）连带返还 13.8 万元腾退补偿款 。她指出，自己作为拆迁安置人，有权居住一号房屋；且刘建国生前立下两份遗嘱，明确其名下财产（包括一号房屋份额）由自己继承 。但丈夫去世后，三被告多次驱赶她，甚至引发报警冲突，为维护权益，不得不诉至法院 。
被告抗辩：
刘志强、刘淑敏、陈刚（共同辩称）： 坚决不同意王秀兰的诉讼请求。首先，认为本案属于继承纠纷，应先对一号房屋析产，即便按遗嘱继承，王秀兰也仅能继承刘建国的个人份额 。其次，强调一号房屋是回迁房，刘建国在拆迁前通过赠与协议将部分房产分给子女，且刘志强还用赠与款扩建房屋，因此刘建国在一号房屋中仅占部分份额，房屋实际应为多方共有 。再者，依据法律规定，居住权需书面设立并登记，而一号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不满足设立条件，王秀兰无权主张居住权 。最后，针对 13.8 万元补偿款，辩称该款项是刘建国生前赠与刘志强的装修款，王秀兰当时未提出异议，且早已花完，不存在返还一说 。
（三）关键事实认定
家庭关系与拆迁情况：刘建国经历两段婚姻，拆迁时安置人口 5 人，获补偿款 919,658.64 元，购置三套安置房并登记在不同人名下，剩余 13.8 万元由刘志强支取 。
房产赠与与扩建：1999 年，刘建国与子女签订《赠与协议》，分配老宅部分房产；2001 年，刘志强用赠与款在老宅扩建房屋 。
遗嘱效力：刘建国于 2003 年立下公证遗嘱，2014 年再次自书遗嘱，均明确其财产由王秀兰继承 。
拆迁政策：当地规定每人享有 50㎡购房指标，房屋补偿、奖励等费用计算方式明确 。
案件分析
（一）遗嘱效力与房产析产
刘建国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可直接作为遗产分配依据 。但在执行遗嘱前，需先明确一号房屋中刘建国的个人份额 。根据拆迁政策和房产来源，法院需结合房屋原始产权、扩建情况、赠与协议以及拆迁补偿计算方式，确定刘建国在一号房屋中的实际权益，避免将他人财产纳入继承范围 。
（二）居住权的特殊认定
尽管《民法典》规定居住权需书面设立并登记，但本案中王秀兰的居住权基于拆迁安置产生 。法院综合考虑购房款来源（刘建国与王秀兰的拆迁补偿款基本覆盖一号房屋费用）、长期居住事实以及产权证未办理的客观情况，从保障被安置人权益角度，支持其对一号房屋的排他性居住权 。
（三）补偿款归属争议
三被告主张 13.8 万元是赠与款，但未能提供书面赠与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据 。且王秀兰作为拆迁安置人，对补偿款享有合法权益 。然而，法院最终未支持返还请求，可能是因缺乏证据证明该款项被非法侵占，或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等因素 。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确认王秀兰对一号房屋及配套地下室享有排他性居住使用权，驳回其要求三被告返还 13.8 万元补偿款的诉讼请求 。
案件启示
（一）拆迁安置权益早规划
被拆迁人应及时了解拆迁政策，明确自身权益范围。签订安置协议时，保留好所有文件；分配补偿款和房产时，建议签订书面协议并进行公证，避免后续纠纷 。
（二）遗嘱订立需严谨
订立遗嘱时，优先选择公证遗嘱确保效力；涉及房产等大额财产，需明确财产范围，避免模糊表述。若家庭关系复杂（如再婚、多子女），建议咨询律师，提前排除继承隐患 。
（三）财产纠纷重证据
无论是主张赠与、借贷还是侵占，都需提供书面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有效证据 。对重要事项的口头约定，尽量转化为书面形式，关键时刻证据就是维权的 “王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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