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我国法律对农村房屋所有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没有明确的规定，只对农村村民宅基地的取得、行使相关权利有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房屋所有权

　　衣食住行是人的最基本要求。在农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农民住房这一基本权利就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国法律对农村房屋所有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没有明确的规定，只对农村村民宅基地的取得、行使相关权利有相应的限制性规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４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物权法》第１５２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该法第１５３条同时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法律的严重缺位造成八亿农民住房这一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也更突出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二元经济，乃至二元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长期靠过度剥夺农业和农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系统被人为地割裂开，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其发展的严重后果是导致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即在一国之内人为地划分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两个社会和阶层。其主要表现为：

　　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统购统销到实行合同订购，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６０００－８０００亿元。据专家测算，通过“剪刀差”、征地、农民工务工等方式，全国农民每年仍向城市做出大约２万亿元的贡献。

　　２．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且这种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１９７８年前我国城乡收入比是２．６！１，而到２００３年，收入比却升至３．２：１．

　　３．１９５８年通过、至今仍有效的《户口登记条例》确定了“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国公民由此被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即从法律上将全国公民划分为两种身份和壁垒森严的两个世界。农村的孩子只有考上大学或参军转干才能合法地从一个世界（农业）转换到另一个世界（非农业），这造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竞争起点上的不平等。

　　４．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实际不平等。这些具体表现在：（１）农村居民在求学、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自由迁徙等基本权利方面和城市居民不平等；（２）农民在享受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与城市居民有天壤之别；（３）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负担不一样，城市居民对国家的责任主要是纳税，并且个人所得税有起征点，而农民的负担却多种多样，既有人力也有金钱负担，并且金钱方面的负担主要表现为“费”，这种乱摊派、乱收费是没有起征点的。（４）农民在土地产权、房屋所有权等问题上与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不平等。

　　在这种“以乡养城、城乡隔离”的体制下，涉及城市居民房屋所有权的法律、法规有《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城市规划法》（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修改为《城乡规划法》）、《建筑法》等。城市居民不仅可以享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还可以享有城市房屋所有权。而在农村，涉及农民房屋所有权的法律只有《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农民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仅能享有一处宅基地的使用权，不能“合法”地享有其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即不能领有国家房屋登记机关统一颁发、全国通用的《房屋所有权证》）。

　　物权是个人独立自主的前提，任何法律人格都建立在完全的物权之上，没有独立自主的物权也就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物权法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保护个人对社会财富的拥有，其结果是激发个人对财富的不断追求，而个人对财富的增长又能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个人财富的增长，也是一个人全面发展和个性解放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拥有财富的个人才是自由的。而只有自由的人才能更好地创造社会财富，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应该说，在个人的财富当中，占有较大比例的部分是以房屋不动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农村尤为如此，我国农民的全部积蓄几乎都用在建房上。而我国某些法律似乎仅保护少数人的物权，多数法律还在继续维护、确认城市和农村、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这种不平等的现状，这是现行法律的最大缺陷。